北京检察人员查案遭公然威胁 揪出失职贪官(图)

全国检察机关没有查办期货监管失职的先例,检察官们对期货知识不熟悉,而查办对象从事监管,业务纯熟;当时,我国期货市场刚刚起步,本身尚不健全,更给认定监管失职增添了难度。

专案组工作人员牺牲休息时间,重新提审“新国大”集资诈骗案主犯曹予飞、龚聪颖、高震宇,并连续走访106位受害期民。此外,他们还系统学习了期货的基础知识,研究了全部相关的市场监管法规。“为了熟悉期货知识,我们从中国证监会买来专业知识书籍,从零开始,仔细学习,经常就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俨然一个期货知识学习班。”一名专案组成员如是说。

令检察官们记忆犹新的另一个细节,是专案组进驻存放新国大公司全部扣押物品的仓库时的情景。“因曹予飞等人在案发前拆毁了公司的全部账页,案发当天公司又遭到受害期民的哄抢,我们看到的是5000多份交易合同、10000多篇账页、30000多张交易单和大量的公司文件混杂在一起的凌乱材料。装有材料的大纸箱子一层一层地顶到了房顶。”仅将这些材料分门别类重新整理,他们就花了15天。

经过连续半个月的高强度工作,专案组最终查清了一些部门监管人员涉嫌渎职的证据材料。

在掌握了确凿证据后,专案组本以为查处渎职犯罪已胜券在握,不料在初次接触宋远时却风云突变:宋远提供了一份中国证监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材料,这就意味着宋远的身份不符合刑法玩忽职守罪主体必须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规定。

这一问题的提出,使前期的所有努力面临付诸东流的危险。一位专案组成员回忆说:“当时那个窝火,甭提了!但冷静下来仔细一想,不对呀——中国证监会具有证券、期货市场监管的执法、处罚权,远大于普通国家机关的职权,而且他们的工作人员又具有干部身份,他们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怎么可能?”

在市检二分院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后,最终得到了证监会工作人员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复。而最高检的这项批复不仅扫清了追究宋远的最大障碍,同时也填补了一项司法解释的空白。

随后,市检二分院决定对宋远批准逮捕,宋的被抓引起了轩然:来自各方的干扰接踵而至,个别人甚至当着公诉人的面讲:办了宋远,不光你们,连你们的孩子都没好下场!从公诉人到专案组,甚至整个二分院的压力陡增。但专案组依然顶着压力,将宋远等人移送审查起诉。

如今,曹予飞已被执行枪决,宋远、郭敬民、张连成等人于监狱服刑,“新国大”系列案尘埃落定。案件最终结果印证了检察官们办案之初的想法:在经济诈骗、金融混乱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身负重责却玩忽职守、废弛纲纪的蠹虫。“新国大”案件的发生就与期货、银行、工商等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未能履行职责有直接关系。当以上部门的个别负责人发生问题后,检察机关必须肩负起审查责任,才能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司法长城。

首例期货监管渎职案“新国大”集资诈骗案内幕

数年前震动京城的“新国大”集资诈骗案卷走了三千多名期民的五亿余元人民币。该案不仅是一桩诈骗大案,亦是中国首例期货监管渎职案。十一月二十七日,查办“新国大”案的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首次对外披露了“新国大”系列渎职案,一份涉及证监、工商、银行等部门的渎职、受贿官员名单被公布于众。

一九九八年七月,“新国大”集资诈骗案案发。台湾人曹予飞自一九九七年四月至一九九八年七月先后以“新亚东”投资咨询公司等公司名义,以代理期货交易为手段,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在京疯狂进行集资诈骗活动,短短一年内骗取三千余名客户五亿余元人民币,并通过隐秘途径将大部分资金转移境外,造成大部分资金无法追回。二000年三月,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主犯曹予飞死刑。

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新国大”专案组在完成关于诈骗罪的公诉任务后发现,在“新国大”集资诈骗案的背后隐藏着相关部门监管人员严重的渎职行为。

原北京市工商局企业登记处处长张连成首先被查出。张连成在收下曹予飞托人转送的二万元人民币贿赂款后,利用职务影响,仅使曹予飞因超范围经营受到警告处罚,客观上掩盖了其利用“新亚东”搞集资诈骗的罪行。

原中国证监会北京证管办的期货处处长宋远继而被揪出。这位肩负重责的监管官员,在明知中国证监会已在一九九五年年底停止了期货经纪公司异地申办营业部审批的情况下,仍于一九九七年六月收下了“新国大”涉案人员的申办材料,既未按原规定上报中国证监会,亦未向办内领导汇报。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一封揭发“新国大”涉嫌非法集资的举报信放到了宋远办公桌上。因查处非法集资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管辖,人行营业管理部派郭敬民与宋远联合检查。郭敬民的全部检查工作是从一套伪造账目中随手拿出两本翻了翻,在核实了红色数字代表亏损这惟一的问题后,就十分肯定地得出不是非法集资的结论。郭敬民由此得到了一部手机和五千元顾问费。

目前,曹予飞已被执行枪决,三名渎职官员宋远、郭敬民、张连成等人正在监狱服刑。